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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载自 历史教师王汉周（lishi139）

介绍一个真实的、有文本记录的、确可称之为泯灭人性的人体科学实验。
又或者可以说，是科学的黑暗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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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正文前，老王想说的是，现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，这些有记录和卷宗的所谓“黑暗”实验，也许与古代那些残忍的刑罚，甚至某些帝王暴戾无道的娱乐活动相比，或许并不能算得上什么。
有些实验从肉体上而言，痛苦也并非那么明显。
但是这些实验，全部发生在启蒙运动之后，发生在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已经相对普及的近现代社会，距离我们生活的年代如此之近，依然能够产生这些实验，不得不说是对人性的一种莫大的拷问。
毫无疑问，人类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息息相关。
但某些科学实验的进行与实施，却又难免遭人非议。
虽然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相、追求真理，但实验对象是人类本身这一点，是否有违伦常和道德？
与人体有关的科学实验应该如何获取实验对象、如何进行实验操作？这些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深思。
更何况，许多实验中受害者们之所以成为实验对象，并非出自他们心甘情愿的自我牺牲。
他们当中，许多人因为无知和落后，被谎言所诱骗，甚至还有许多是被暴力所胁迫，是政治和权力的牺牲品。
毕竟，即便是科学那神圣的光芒照射在人类身上时，也难免留下黑暗的阴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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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监狱中的恶魔”——圣昆廷育种实验（San Quentin Eugenics Experiments）
让我们把视线再一次投向美国。
位于西海岸加州的圣昆廷市（San Quentin），有一座臭名昭彰的圣昆廷州立监狱（San Quentin State Prison）
这座监狱始建于1852年7月，是全加州最古老的监狱。

同时，此监狱也是整个加州唯一执行死刑的监狱。
监狱内原本设有一间毒气室，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，自1996年开始，毒气室被关闭了，只通过注射毒物执行死刑。

圣昆廷监狱曾关押过许多恶名昭彰的犯人，自身也是电影和美剧里的常客。
然而我们这一章的主角，并不是穷凶极恶的犯人，而是监狱中的一位医生——里奥·斯坦利博士（Dr. Leo Stanley）。

只不过，虽然身为狱中首席外科医生，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令人联系到白衣天使；反倒更像是一个恶魔。
1886年，斯坦利出生在俄勒冈州的布纳维斯塔市（Buena Vista）。
作为一个医生的儿子，他打小的志愿便是子承父业，成为一名乡村医生。
从旧金山的库珀医学院（Cooper Medical College）毕业后，他留在那里工作，并与自己的秘书结了婚。
然而，医学院微薄的薪水，并不足以支持他成为一名真正的乡村医生。
于是当圣昆廷医院开放了一个外科医生的职位时，斯坦利立刻跳槽到了那里，虽然他其实并无任何动手术的经验。
这一年，他27岁。

来到圣昆廷监狱的第一天，他就被恶劣的工作环境吓坏了。
这所狱中医院空间狭小，通风极差，病床与病床紧挨在一起，到处都肮脏不堪。
他的妻子在搬进监狱居住后不久，便染上了肺病。
于是，斯坦利向典狱长请求，在自己的监督下建造一个新的医院。
这一愿望终于在1934年实现了，因为监狱中的女犯人被搬迁至另一个监狱，空出来的建筑便被改造成了一家新的狱中医院。
而斯坦利也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它。

此时他的妻子已经离开的人世。没有了家庭的困扰，斯坦利医生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医院的重建中去。
成为监狱首席医生之后，斯坦利的熊熊野心开始显露无疑。
他要的不仅仅是新的狱中医院，更是要搭建一个全新的狱中医疗体系。

而这个体系，必须在他的完全掌控之下，并且与犯人们息息相关。
一言以蔽之，便是对这些犯人进行生理改造，或者说，对他们进行大量的人体实验。
这一想法，从斯坦利医生刚进入监狱不久，就开始酝酿并实施了。
他觉得自己不应当仅仅是一个治疗者，同时，也会是一个惩罚者。
在这位科学狂人的心目中，监狱简直就是进行人体实验的天堂。
他不止一次地表示，监狱里的待遇几乎是一致的：
所有犯人吃同样的食物，住在同样的环境中，从事同样的工作，所以对他们开展研究是有很多便利的，观察起来很方便，也有利于跟进实验的进展。
于是，这座本就阴森而压抑的监狱，也因他的恐怖研究而更加暗无天日。
斯坦利医生的人体研究，主要围绕着一门学科——优生学。虽然如今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，优生学（Eugenics）只是门伪科学，但在上世纪初，这门学科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。

优生学主张通过人为改良人的遗传素质，使其产生优秀后代。
优生学忽视人的生物多样性，并衍生出各种涉及种族歧视，对残疾人以及先天不足病人的歧视的观点。
最极端化的优生学应用案例，当属纳粹德国的种族大清洗。
当时的纳粹分子大肆宣传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，并打着此旗号声称雅利安人理应统治世界，而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，只能接受他们的统治或被淘汰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纳粹以优生学为信条，对犹太人、斯拉夫人等实行残酷了种族灭绝政策，不仅如此，他们对本民族中的老弱病残也采用“安乐死”的办法来进行“淘汰”。

与纳粹的直截了当相比，斯坦利医生的研究方向就奇葩得多了。他主要研究人的回春之术（Rejuvenating），也可译为返老还童。

这项研究又细分为两个方面：绝育和生殖器重组。
在斯坦利医生看来，只要把年轻人的睾丸移植到老年人身体里，他就能够返老还童，重振雄风。
虽然现在看来，这样的观点简直令人啼笑皆非，然而在当时，此观点却是很流行的风潮。
当时的美国白人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：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移居美国，令这个国家越来越像一个大熔炉。
而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却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。
鉴于此，很多老年白人男性非常渴望通过某种手段，来令自己返老还童，至少，在性能力方面。
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养育更多的后代，以此来保持白人种族所占比例的优势。
斯坦利医生更是认为，白人种族的老龄化，以及白人群体男性活力的降低，将导致美国整体道德水准的降低。
如此看来，思想偏激之人似乎有其共通之处。
至少在种族歧视这一点上，斯坦利医生和屠夫医生希姆斯相比，可谓是难分轩轾。
斯坦利甚至觉得，白人基督教徒是“更好的人”，而其他种族是“不被需要的人”。
并且他深深担忧，那些“不被需要的人”的繁殖速度，会超过“好人”的，并给整个社会带来大量的“坏基因”。
他进一步认为，通过将老年白人返老还童，将其他种族实施绝育，可以减少社会的犯罪率。

在当时的加州，自愿绝育属于合法行为。斯坦利医生便在圣昆廷医院里鼓吹这样的思想，希望那些犯人自觉进行绝育。
他向犯人们声称，绝育可以令他们身体更健康有活力，并且能增加他们的性欲。他的宣传是行之有效的，到1940年之前，共有大约600名犯人自愿接受绝育。
令人觉得讽刺的是，这些犯人们之所以同意这样做的目的，甚至可说很高尚：他们不只是不想有更多的孩子，更因为他们不希望将自己的坏基因传给下一代，担心孩子会和自己一样糟糕。
与此同时，斯坦利医生还在进行着另一项研究，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生殖器重组。他通过将年轻犯人的睾丸移植到年老犯人的体内，来研究其返老还童的可能。
同时，在斯坦利的理论中，人之所以会犯罪并不是因为人的性格和外在因素，而是由其内在的生理因素决定的。
他认为，人自身的内分泌失调和腺体的失常，会令人产生犯罪的冲动，这才是人们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。
由此，他希望通过对他们的生殖改造，来重塑犯人的道德标准。
1918年，一名叫弗雷德·米勒（Fred Miller）黑人青年在加州遇害，他的尸体长时间无人认领。
于是便被送至圣昆廷监狱医院，成为了斯坦利医生的实验品。
他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，于是便把弗雷德的睾丸移植给了一名72岁的老年犯人，马克·威廉姆斯（Mark Williams）。
马克身患多种老年疾病，痛苦不堪。
在植入黑人青年的睾丸后，他似乎真的恢复了很多。
根据护士的报告：“他的双目开始发亮，身体机能也逐渐恢复。”

由于人类睾丸的供给毕竟是有限的，无法跟上实验的需求，斯坦利医生更是丧心病狂地将野猪、山羊、鹿和其他动物的睾丸移植进入人的体内。

后来，他觉得移植的方法没有效果，于是干脆将那些动物的生殖器直接碾成浆液，通过注射的方式注入到犯人的腹部。
而很多犯人出于对男子气概的追求，甘愿成为牺牲品，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在改造社会的进程中，贡献良多。
与前篇的莱文医生一样，斯坦利医生也坚决抵制同性恋行为。
他认为同性恋行为是变态的、不合常理的、缺乏男子气概的；同性恋者是正常家庭的隐患、社会的毒瘤。
因此，他长期专注于对同性恋者的生理改造，也就是对他们进行绝育。
他觉得只要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，同性恋的心理就会慢慢纠正过来。
二战爆发后，斯坦利医生参加了战争，在太平洋海军担任手术医师。
战争结束时，他重回圣昆廷监狱，企图继续摆弄他的那一套，从而再次掌控监狱的医疗体系。
然而值得庆幸的是，战后的监狱里，思想环境已经变化了，他的那些实验再也无人理会。